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宋词中最豪放的一首词，开

　　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课本上让人生出敬畏之心的苏轼，原来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如此平易近人、豪放乐观。苏轼被誉为圣人，甚至是“坡仙”，在后世之人的眼里他是完美的文人代表，百度，更是万世瞻仰的道德楷模。但是抛却一切被人供奉的“外衣”，苏东坡其实是一个正直、慈悲，乐观而且有些可爱的老头。

　　在一代国学大师林语堂的笔下，我们得以窥见千年之前文人苏轼的真实生活。《苏东坡传》作为林语堂的代表作，也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

　　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苏轼与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父子三人同时名列唐宋八大家，历史上，恐怕只有同样才名俱佳的曹操父子三人可以与之相比。苏轼的一生，固然名满天下，但是仕途上却颇为曲折，可谓历尽艰辛、屡遭迫害。但是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难，他都始终不改其乐观的天性。坚守自己的人生准则与底线，不为强权而折倒，苏轼在人生逆境中的洒脱与达观，历来为后世之人所称道。

　　苏轼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诗、文、词、书、画俱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他在做文人方面的成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在文人之外，苏轼还有一颗匡扶天下的仕人之心，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忠体国，让他深陷在仕途的泥淖中无法自拔，而且险些惹来杀身之祸。

　　苏轼一生的仕途生涯，最绕不开的是“乌台诗案”。宋朝是一个相对而言对文人比较温和的朝代，但是并不代表“因言获罪”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大名鼎鼎的苏轼，也曾领教过“文字狱”的厉害。乌台诗案，就是苏轼在朝堂之上的对手精心构陷的一出文字狱。

　　这事儿，还得从苏轼的一次升官说起。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升迁为湖州太守，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升官了，要给皇帝写谢表，感谢知遇之恩。在赴任湖州的途中，苏轼按照惯例向朝廷写了《湖州谢表》的公文，其中有两句话：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就是这两句话，差点要了他的命。

　　在在中国古代，公文是要按照固定日期公开出版的，相当于早期的报纸。苏轼是大文豪，他的文章一发出去，就引起了轰动。苏轼在文章里面，看似自谦的话，其实在讽刺朝廷中的那些小人。

　　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粉墨登场，成为炙手可热的当权派。苏东坡所谓“新进”、“生事”等语，便是暗讽那些把持朝纲，蒙蔽圣听的小人。因为这两句不合时宜的话，还有他感叹民生疾苦的部分诗歌，苏东坡被当权派小人抓住了把柄。

　　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这两句话单独挑出来，弹劾他蔑视朝廷。几天后，御史台任职的舒亶，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弹劾他不忠于君。当时担任御史中丞的李定也随后上表，弹劾苏东坡死罪。

　　主政的宋神宗，并不昏庸。但是这么多人说苏轼原则有问题，不可不查。案子被交到御史台，在李定的授意下，官差前往湖州拿人。

　　苏东坡被押解入京师，关押进御史台。因为关押要犯的监狱旁边有大树，树上经常有很多乌鸦，御史台也被称为“乌台”，苏东坡因言获罪的案子被称为“乌台诗案”。

　　有人想要把苏轼往死里整，但是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一批已经退位的元老重臣则为了挽救苏轼而奔走。两边纷纷展开舆论攻势，搞得神宗皇帝很为难。从心底来讲，他不希望苏轼死。最后还是王安石站了出来，说了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这句话，救了苏轼的命。

　　除夕之夜，苏轼被释放出狱，他在监狱中一共度过了四个月零二十天。乌台诗案的结果，苏东坡被贬黄州充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正月，苏东坡及长子苏迈顶风冒雪，黯然离开京城，前往黄州。黄州，让苏轼焕发了第二次生命。他终于抛下了士大夫的那些责任和约束，一变而为隐士和农夫了。

　　在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苏轼黄州城东不到半里远的山坡上，开垦了一片十亩左右的坡地，自称“东坡居士”，开始了自耕自足的生活。原来的那个苏轼，摇身一变成了苏东坡。

　　苏东坡自己设计并修建了一个舒适的家，房子往下是一座茅亭，亭子下面就是有名的雪堂。在农舍后面是远景亭，位于一座小山之上，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余。苏东坡常在自家小院里宴请宾客，与朋友们谈书论画。

　　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在享受这种生活的同时，他还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佳作，两篇月夜泛舟的《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还有一篇《记承天寺夜游》的小短文，以及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