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宋词中最豪放的一首词,开
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课本上让人生出敬畏之心的苏轼,原来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如此平易近人、豪放乐观。苏轼被誉为圣人,甚至是“坡仙”,在后世之人的眼里他是完美的文人代表,百度,更是万世瞻仰的道德楷模。但是抛却一切被人供奉的“外衣”,苏东坡其实是一个正直、慈悲,乐观而且有些可爱的老头。
在一代国学大师林语堂的笔下,我们得以窥见千年之前文人苏轼的真实生活。《苏东坡传》作为林语堂的代表作,也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
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苏轼与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父子三人同时名列唐宋八大家,历史上,恐怕只有同样才名俱佳的曹操父子三人可以与之相比。苏轼的一生,固然名满天下,但是仕途上却颇为曲折,可谓历尽艰辛、屡遭迫害。但是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难,他都始终不改其乐观的天性。坚守自己的人生准则与底线,不为强权而折倒,苏轼在人生逆境中的洒脱与达观,历来为后世之人所称道。
苏轼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诗、文、词、书、画俱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他在做文人方面的成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在文人之外,苏轼还有一颗匡扶天下的仕人之心,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忠体国,让他深陷在仕途的泥淖中无法自拔,而且险些惹来杀身之祸。
苏轼一生的仕途生涯,最绕不开的是“乌台诗案”。宋朝是一个相对而言对文人比较温和的朝代,但是并不代表“因言获罪”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大名鼎鼎的苏轼,也曾领教过“文字狱”的厉害。乌台诗案,就是苏轼在朝堂之上的对手精心构陷的一出文字狱。
这事儿,还得从苏轼的一次升官说起。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升迁为湖州太守,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升官了,要给皇帝写谢表,感谢知遇之恩。在赴任湖州的途中,苏轼按照惯例向朝廷写了《湖州谢表》的公文,其中有两句话: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就是这两句话,差点要了他的命。
在在中国古代,公文是要按照固定日期公开出版的,相当于早期的报纸。苏轼是大文豪,他的文章一发出去,就引起了轰动。苏轼在文章里面,看似自谦的话,其实在讽刺朝廷中的那些小人。
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人粉墨登场,成为炙手可热的当权派。苏东坡所谓“新进”、“生事”等语,便是暗讽那些把持朝纲,蒙蔽圣听的小人。因为这两句不合时宜的话,还有他感叹民生疾苦的部分诗歌,苏东坡被当权派小人抓住了把柄。
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这两句话单独挑出来,弹劾他蔑视朝廷。几天后,御史台任职的舒亶,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弹劾他不忠于君。当时担任御史中丞的李定也随后上表,弹劾苏东坡死罪。
主政的宋神宗,并不昏庸。但是这么多人说苏轼原则有问题,不可不查。案子被交到御史台,在李定的授意下,官差前往湖州拿人。
苏东坡被押解入京师,关押进御史台。因为关押要犯的监狱旁边有大树,树上经常有很多乌鸦,御史台也被称为“乌台”,苏东坡因言获罪的案子被称为“乌台诗案”。
有人想要把苏轼往死里整,但是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一批已经退位的元老重臣则为了挽救苏轼而奔走。两边纷纷展开舆论攻势,搞得神宗皇帝很为难。从心底来讲,他不希望苏轼死。最后还是王安石站了出来,说了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这句话,救了苏轼的命。
除夕之夜,苏轼被释放出狱,他在监狱中一共度过了四个月零二十天。乌台诗案的结果,苏东坡被贬黄州充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正月,苏东坡及长子苏迈顶风冒雪,黯然离开京城,前往黄州。黄州,让苏轼焕发了第二次生命。他终于抛下了士大夫的那些责任和约束,一变而为隐士和农夫了。
在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苏轼黄州城东不到半里远的山坡上,开垦了一片十亩左右的坡地,自称“东坡居士”,开始了自耕自足的生活。原来的那个苏轼,摇身一变成了苏东坡。
苏东坡自己设计并修建了一个舒适的家,房子往下是一座茅亭,亭子下面就是有名的雪堂。在农舍后面是远景亭,位于一座小山之上,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余。苏东坡常在自家小院里宴请宾客,与朋友们谈书论画。
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在享受这种生活的同时,他还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佳作,两篇月夜泛舟的《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还有一篇《记承天寺夜游》的小短文,以及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