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日常生活写作及其艺术特征探微

杜甫诗艺在诗歌史上，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离骚》以及汉魏乐府的传统，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推动了近体诗的发展。在兴盛陷入乱离的时代，杜甫以“诗史”笔触，记录了历史变迁，慨叹生民命运，国家兴亡。文本尝试通过杜诗这一中国古代诗歌的经典文本来丰富日常生活写作诗论的研究，使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日常写作放射到对中晚唐历代诗人及诗歌作品的研究中来，深入探讨杜甫日常生活写作的内容特点、艺术特征及其根源究竟。

杜甫前期所作，是盛唐风气的重要体现，自信勃发。而诗人沉入生活世界，看清现实之后，对社会局势的审视渐为深刻与沉重。杜诗风格于安史之乱前后转向日常生活写实，即日常生活赋予了诗人大量如“三吏”“三别”《兵车行》《北征》等饱含沉痛、陈述残酷现实、记录生存状态的经典之作。故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赞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杨伦《杜诗镜铨》（卷五）陈其“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诗人以亲身经历的日常生活具象深刻映射出社会各阶层的现实，这些作品中的日常生活写作成分非但没有冲破抒情性，反而使其更加浓郁。杜诗的此种气象是“诗歌表现方式的一种转变，是杜诗异于盛唐诗的地方”，淋漓尽致地将日常生活之力融入诗情。杜诗的日常生活写作成就源远流长，他以卓绝的艺术功力升华了古代诗歌日常写作的发展，众多成诗也因此成为后人品评和研究的宝库。由于日常写作气息和生活元素兼在杜诗中的广泛存在，日常生活写作的应用在后世效仿者们的文学创作中也普遍存在。因此，用日常生活写作视角这个切入点来研究杜诗，有利于丰富中国古代诗歌写作理论的研究，同时也利于探究和总结诗的日常创作。

一、杜甫的底层生活经验与日常写作

（一）诗人的底层生活经验

杜子美之诗，以“诗史”之称，最与日常生活写作相契合。

杜诗的日常生活写作意义之深刻、成就之高，后世人难望其項背，可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美。“杜甫认为，奢侈是败国的祸根，他的警惕不幸为安史之乱证明”，“《提封》一诗则明确地把节俭提到立国之本的高度来认识”，“对贫富不均的批判，也是杜甫一生都在坚持的行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诗中表现的“这种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是儒家仁政学说的总要内容”。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日常生活根源影响了杜甫对事件和对象的选择，且摆脱不了主观色彩的导向。因为在诗歌的日常生活写作中，写作视角体现了诗人的生命、生存立场以及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决定着日常生活写作的成效。

《哀江头》是杜诗日常生活写作视角对其作品风格有重要影响的最好的佐证。这取决于诗人沉入生活底层，力挽狂澜的生命观。《哀江头》作于杜甫陷入安禄山贼军中时，正值政局动荡，风云变幻。全诗为歌行体，格律相对律诗宽松、自由，因此叙述如生活琐碎一般从容。全诗以一句“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道出生平遭际，以此看来，诗人不仅是叙述者，而且是整个故事的见证者。诗人亲历的安史之乱成为生活日常的背景，吟诗伤今，自始至终以“少陵野老”的日常声音和生活眼光统领全篇，所写所叙皆为“野老”见闻，诗人始终保持了立足故事之外的观察者的身份，明白直接地告知读者。以“我”这个在场者的视角来讲述，基于主、客观之间，不否认主观与片面的问题。

（二）诗人的日常生活写作

杜甫显然在诗中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力争历史的公正性。叙述者并没有伪装的意思，承认自己的虚构视角，把自己的话语用无声和不在场、不出现隐藏起来，同时展现给读者尽可能全面的场景和人物关系”，全然给历代读者真实存在的存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印象。这种印象其本质上根植于日常生活的现实。诗人以全力沉入日常生活的底层世界，以平静甚至冷静的笔力直指读者的客观体验锻造而成。

苏辙在《栾城集·卷六》中点评《哀江头》得《大雅》之法，论说精到有力，直达要害。《哀江头》的叙述外在看起来确实会令读者以主观评断，但诗的内容与“少陵野老”身份确相吻合，诗歌的写作平调与叙述视角始终不变，因此，注以日常生活写作的基调，不但其诗内容可信，成诗效果也给予人更为可靠的印象。这种日常生活的主观性成为历史的真实见证，日常写作的可靠性更是加强了诗歌内容的存在以及充分的客观性，所以杜诗“诗史”之名毋庸置疑。

二、杜诗日常生活写作的渊源之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