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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的史诗》:大时代与历史风云中的女

最近这一阵子我们家客人不断,就是很忙很忙,还有我要顺便再重新写一个那个 《米拉蒂》的结尾,所以呢这几件事情,就把回答访谈的事情都给耽误了,现在我来回答啊。①

这两部作品是我在2004年和2005年写的,《第九个寡妇》是先写完了以后呢,就给《收获》发过去了。当时写完一个稿子,还要把它全部复印以后再寄到中国。寄到中国,我的打字员再给打出来,然后呢,再发回来给我,然后我才能在这个电脑上改,改完了以后我再发出去。所以,我记得好像是2005年的年初发出去的。然后呢,《收获》就一直没有给我什么消息,然后我想这个作品大概是不能被发表。后来就又有一个朋友通过一个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认识《当代》的两个编辑,然后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有稿子给他们,我说可以给他们试试吧,我就把《第九个寡妇》又发给《当代》了。那《当代》也没动静,然后我想着可能就算了。《当代》后来呢就说其实是通知了我父母的,当时是我爸爸他们接了电话,没有及时告知我、忘了告诉我《当代》已说他们准备采用。后来这个事情就搁在一边儿了,然后我就开始写《一个女人的史诗》。

《一个女人的史诗》写完之后,其实大家后来发现是误会,因为《当代》已经准备要采用了(《第九个寡妇》),马上就要用,然后作家出版社也说要排版,也可以用,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吧。对了,中间还给过一次《十月》杂志社,他们好像也说是需要大改什么的,那最后就是由《当代》发表。前面那个过程已经说了,他们跟我父母打电话以后呢,我就一直没有得到消息,所以是我误会了,我以为这个作品是不能发表的。与此同时,我就开始写这部《一个女人的史诗》。

《一个女人的史诗》大概写了三个月吧,就写完了,当时我每天好像是可以写5000个字。那个时候在非洲,生活非常的单纯,家里有司机,有保姆,所以时间都能集中用在写作上。我那个时候闲得都有时间精力学法语了,因为也没有什么街可逛,也没有电影院可去,所以就大量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写作和读书。

这部《一个女人的史诗》,因为其中很多的人物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些细节什么的,都是从小到大就看到我爸爸他们这个文人圈子,看到我妈妈(后来是我继母)她们这些演员的这个生活吧,所以这部小说的细节、人物,都是非常不费力地就可以写起来。然后写起来呢,就是说小说有很多细节是我母亲自己的,比如说那条大蜈蚣的“精怪故事”,她当时演《白毛女》的时候,她用粉把头发给扑成白的,然后睡觉时那个洗不干净的头发,引来一条大蜈蚣,这些都是她自己跟我讲的一些她在战争年代真实发生的故事。所以我写《一个女人的史诗》就不费劲嘛,因为情节、细节和很多的这个故事储备都是很充裕的,就是说我占有的资料非常富裕,所以写的时候是非常省力的。嗯,也就三个月就写完了。

刘 艳:

您出国后,写作和出版过长篇小说《草鞋权贵》(又名《霜降》,1995),然后写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是海外华人历史或者现实生活题材,像《扶桑》、《人寰》(又名《心理医生在吗》)、《无出路咖啡馆》,《花儿与少年》是以单行本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版的,但仅12万字,看作一个大中篇小说也未尝不可。《花儿与少年》属于跨国内和海外这“双域”生活经验的写作。而《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是新世纪(21世纪)里严歌苓将目光投向国内一段历史的文学书写,几乎可以看作是一种创作的转向或者说新的写作领域的开拓——以海外华人作家的身份,来讲好能够打动人的“中国故事”。

说实话,身在海外,离开自己熟悉的故土,离开故国的水土风物人情,却能够继续讲述而且是讲述一个个动人的“中国故事”,这在中国现代时期曾经红极一时的张爱玲身上(张爱玲到美国之后),也是不曾有过的;这在中国台湾和大陆早期赴美、赴海外的华人作家那里,也都是不多见的,比如我们在於梨华这样优秀的前辈作家的作品里,看到的就还主要是海外华人如何在移居国落地生根和扎根的问题,以及扎根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不适和苦痛。像於梨华的长篇小说《考验》以及她先在中外报纸连载然后又出版单行本的长篇小说《一个天使的沉沦》(1999)等作品中,都是写海外华人在移居国遭遇的不适和如何融入居住国的问题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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